女记者红梅之死：家暴悲剧总是惊人相似

　永远不能相信一个人施暴之后的忏悔，必须在家暴第一次发生时就守住底线。人言再可畏，也杀不了人，但家暴会杀人。

　　2017年3月20日，红梅的丈夫金柱以故意伤害罪被法院一审判决死缓，金柱不服，已提出上诉。和官司一样没有完结的，是这起案件引发的关于家暴的思考。

　　家暴悲剧总是惊人的相似。在红梅与金柱的故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元素。比如在每一起致命的家暴之前，几乎都有一长串不致命却同样可怕的家暴。

　　都说渣男总是婚前鲜花婚后家暴，而红梅和金柱订婚后就被家暴5次，红梅却不愿意退婚。婚后，金柱更是经常殴打红梅。2013年10月那次，红梅被打得枕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。住院期间，金柱甚至没去看过。

　　而受害者，往往比较害怕舆论。红梅很少对外人提及“家丑”，在姐姐咏梅看来，红梅为人好强、好面子，人言可畏和硬生生的拳头相比，“红梅宁可选择后者”。

　　此外，周围的人早就知道家暴实情，却从来没采取过有力手段进行制止。红梅的父母、姐姐，金柱的父母，还有两人的同学，都知道家暴长期存在，不少人还当面见过。他们多次劝红梅离婚，但无果之后就不劝了，把家暴当成了这两口子的生活内容。

　　红梅遭家暴死亡的那天，隔壁邻居听到咚咚撞击声，好像还有女人在呻吟，但是邻居没有做什么。

　　问题到底出在了哪一个环节？除了施暴者之外，谁还该为红梅的死亡负最大的责任？

　　在我看来，是红梅自己。

　　我们有一种很不好的社会氛围，总觉得家暴只是家务事。制止家暴，需要外界的介入和有效作为。但是在这起个案中，还轮不到追究有关部门的不作为，因为当地公安局从来没接到过红梅的报警。

　　2016年3月落地实施的《反家暴法》规定，学校、幼儿园、医疗机构、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、救助管理机构、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家暴有报案的义务，但针对的只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家暴的情形。

　　红梅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。她没有报警，没有离婚，有内心恐惧的因素，金柱曾威胁如果离婚，会杀掉儿子和岳父岳母一家。但没有报警和报警之后没有得到有效保护，是两码事。

　　之所以这么说，并不是苛责死者。而是要借此案例提醒每一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：一味忍耐绝不是解决之道，家暴者只会越纵容越变本加厉。对待家暴，必须零容忍。

　　永远不能相信一个人施暴之后的忏悔，必须在家暴第一次发生时就守住底线。人言再可畏，也杀不了人，但家暴会杀人。何况这个社会正在一点点开放起来，你所恐惧的往往是自己的想象。

　　《反家暴法》的最大亮点，是设立了人身保护令制度，但在实际应用中并不完美。有法官曾表示，如果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，将被训诫、罚款、拘留等，然而有些家暴实施者根本不怕，这些措施反而会激怒他们造成进一步的伤害，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值得相关部门探索。

　　所以，呼吁家暴受害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，与反家暴制度建设、社会观念进步，应该是同步进行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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